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中国深受爱戴的歌剧演唱家

郭兰英，这位传统戏曲的表演者与倡导者，于8月11日逝世，享年97岁。她那带有民歌风格的代表作《我的祖国》使她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并于2019年获颁“人民艺术家”称号——中国最高荣誉之一。

全场齐声回唱

问题很简单，却仍让她感到意外。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衣着得体的年轻人站起来问道：“您有代表作吗？”还没等她回答，全场无论老幼便齐声合唱起来：“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郭兰英笑得前仰后合。

《我的祖国》与《南泥湾》

那首歌《我的祖国》正是她的代表作。旋律与歌词都采用了她所钟爱的简朴民歌风格。她最著名的一次演唱是在1956年的电影《上甘岭》中——该片讲述朝鲜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她身着军装，端庄而光彩照人地坐在满是伤痕累累战士的坑道里，一组又一组战士随她一同唱起。

中国确实美丽，道路宽广，江面上白帆点点。但“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革命的进步与人们天然的乡愁交织在一起。

她的另一首代表作《南泥湾》歌颂了三五九旅将西北的一条沟峁开垦成肥沃丰产的田野（“到处是庄稼！”）。这首歌同样在大江南北传唱，无论听众多少，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是总理（周恩来是她的忠实听众）还是卖饺子的小贩，她都乐于为他们演唱。

喜儿与抗争的女性

然而，真正成就她的是歌剧：传统戏曲不仅演绎王侯将相（她也曾身披厚重华丽的戏袍、头戴繁复的头饰登台），自1940年代起，也开始讲述普通百姓的谋生挣扎。15岁时，她爱上了歌剧《白毛女》。这部戏讲述了年轻农家女喜儿的故事——她的土地被恶霸地主夺走，自己也被强纳为妾。她不甘屈服，躲进山洞，头发和皮肤变得如幽灵般雪白，衣衫褴褛，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战士将她带回阳光之下。

兰英为这个角色而激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个贪婪的男人最终得到了报应。在中国的旧社会，甚至在新社会有时也是如此，女性处于最底层：顺从丈夫和公婆，被束缚于家中。她用歌声唱出了她们的抗争。

在另一部歌剧《窦娥冤》中，她饰演一位被诬陷为杀人犯的女子，大部分时间跪着演唱，背上绑着木制的罪状牌。但她最后的唱段《可悲可叹》则是对施害与诬告她的男性以及整个旧司法制度的尖锐控诉。需要时，那清亮纯净的女高音也能化为愤怒的女中音。

在山西的残酷学艺

那副嗓子是被打出来的——在那个年代本就如此。作为一名学戏的徒弟，她从六岁起签下五年契约，被带入师父家中接受残酷训练。若空翻做得不够完美，就会被羊皮鞭抽打；若有顶撞，便会被擀面杖打得遍体鳞伤。在她北方家乡山西的严冬里，她被要求趴在结冰的湖面上练声；只有哈气在冰上融出一个洞，才算练到位。

为逃离这种管束，她曾服毒自尽，11岁时也曾出逃，但因离家太远，不知该往何处去。何况，她立志要唱歌，即便代价是忍受这一切。她本就是为此而活下来的。还是婴儿时，因身为农民的父母铁锅里只有一把小米，她连一口母乳也吃不上，被遗弃在树林中等死。但一位姑姑救了她，四岁时，一位叔叔建议她去学戏。那时父母再次陷入饥荒，便以五枚铜钱、约合12美元的价格将她卖给了戏班师父。她曾拼命想留在家里，但母亲说，当了戏子，就能吃百家饭。

于是她坚持下来，从端茶倒水的丫鬟角色，一步步演到足以登上海报的重要角色。但在看过《白毛女》后，她收拾起为数不多的行李，追随演出团体而去，通过乞求得到喜儿一角投身革命。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比以往更加刻苦地练习，尤其是咬字。因为观众听戏听的不是她的嗓音，而是其中的含义，她必须咬准每一个字，让每一句都如重锤般敲在人心上。

从“牛棚”到广州的学校

然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中国戏曲正举步维艰。文革期间，戏曲被禁长达十年，她本人也被关进“牛棚”——一种临时监牢，在那里从事强制劳动。（1976年12月，在“四人帮”被捕后，她竟敢在一场音乐会中途改唱曲目，不再像往常那样歌颂人民解放军，而是赞颂周恩来——他当年的逝世加速了这场浩劫的终结。）

周恩来曾向她暗示，在西方影响使其黯然失色之前，她应当为自己的艺术培养接班人。因此，1980年代退休后，她卖掉了房子和奖章，在广州创办了一所艺术与戏曲学校，后来以她的名字命名。她与丈夫甚至亲自参与建设，搬运石料、铺设道路。

醋、兰花与坚韧

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同样付出了艰辛努力。她将这种勤奋的态度灌输给学生；如果她不对他们严格，观众日后就会对他们苛刻。即便年迈，她的生活依然极为自律清苦，每餐要喝半碗陈年山西老陈醋。她喜欢画兰花（中文“兰”），因与自己名字相同而心生共鸣。她熬过来了。诚然，内心深处的愤怒也曾推动她前行。但要化解并忘却这份愤怒，她只需听到座无虚席、满怀热爱的剧场将她的歌声回唱给她。

Report a corr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