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的策划者早就知道战争注定失败

肯尼迪、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私下都是现实主义者，却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道路，弗雷德里克·洛格瓦尔写道

傲慢与无知——还是冷峻的现实主义？

哈伯斯塔姆的答案被此后无数作者重复，包含两部分：傲慢与无知。主持着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的美国规划者相信，凭借手中的资源、自身的才智和丰富的经验，他们能够发动并赢得这场冲突。他们被对自身和国家无所不能的信念“推着向前走”。但他们缺乏历史感，也不了解对手，更不了解横亘在胜利之路上的障碍。

曾任国防部长、身为战争策划者之一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后来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哈伯斯塔姆的论点。他在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回顾》中哀叹，他与其他领导人对越南历史以及胡志明的民族主义动机一无所知。他们把并不存在的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威胁当成了现实，并在傲慢中未能充分审视这场斗争的利害关系，以及是否真能以合理的代价取得成功。“要是我们当初知道”成了晚年麦克纳马拉的一种口头禅。

这个说法很诱人，但历史学家现在可以看到的证据并不支持它。即使是哈伯斯塔姆和麦克纳马拉自己的叙述，也揭示出比他们的总体论断更为复杂的图景：这一图景指向的不是官员们的过度自信，而是一种冷峻的现实主义。美国的决策者算不上越南及其历史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在私下和闭门会议中承认，他们正在步入一个极具挑战的环境，胜利远非十拿九稳。

肯尼迪、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私下的疑虑

大量内部记录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它显示了在重兵升级的那些年里，华盛顿高级官员私下的疑虑。持怀疑态度的人包括麦克纳马拉本人，以及他辅佐过的两位总统：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

从当时还是众议员的肯尼迪1951年在法国—印度支那战争高峰期访问越南，到1963年他在达拉斯遇刺，他一直怀疑胡志明的革命民族主义事业能否用军事手段压制。约翰逊——他在1965年下令将冲突“美国化”，投入大批地面部队并持续空袭，以保住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南越——经常怀疑这场斗争能否打赢，甚至怀疑结局是否真的重要。

“越南对我来说到底有什么该死的价值？”约翰逊在1964年5月的一次电话中向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倾诉道。1965年2月，在“滚雷行动”开始之际——该行动日后向北越投下的炸弹将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向欧洲的炸弹总量——约翰逊情绪低落，他对麦克纳马拉说：“现在我们要去轰炸这些人了，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失败更糟，但我看不到任何获胜的办法。”

几天后，正当首批美国地面部队即将登陆时，闷闷不乐的约翰逊对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罗素说：“一个人如果能看到前路某处有亮光，还能打下去。但在越南根本看不到亮光，一点也看不到。”诚然，作为一位政治高手，约翰逊对不同的人会说不同的话；他并非总是用这种绝望的语气。但总体而言，可以公允地说，从第一天到最后，约翰逊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就是怀疑。

麦克纳马拉呢？1965年6月，随着美国在南越的军事行动升级，这位国防部长向一位英国高级官员承认：“我们这些身处核心的人都不谈取得胜利。”

他们为何还是升级了战争

这让我们回到哈伯斯塔姆的问题：这些人为什么会“允许悲剧发生”？肯尼迪为何虽然划清了不派地面部队的界线，却在他入主白宫的一千天里大幅扩大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约翰逊为何在无法再拖延时，纵身跳入一场大规模战争？

答案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对两人来说，维持既定路线——必要时通过升级——是眼下阻力最小的道路。他们及其顾问曾反复公开宣称南越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并断言最终一定会成功。他们很自然会想要坚持下去，指望新的军事措施能够奏效。

这关乎信誉——国家的信誉、政党的信誉、他们个人的信誉。尽管这种姿态说明他们缺乏政治勇气，但背后确有一定的逻辑。话说回来，怀疑者的反驳也有道理：如果美国如预料的那样，卷入一场在遥远的东南亚进行的、地缘战略价值可疑的长期冲突，信誉将遭受更大的损害。

升级招致升级

事实正是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地面部队抵达南越，北越也以增兵回应。升级招致升级。

直到1973年，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内——他同样延续了公开乐观、私下忧虑的模式——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才终于落幕。超过5.8万名美国人丧生，估计约300万越南人死亡，其中200万是平民。直到后来，严酷的现实才完全清晰：仅仅因为“最优秀与最聪明的人”能够宣称这场斗争多么重要、转机即将到来，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相信这些话。■

弗雷德里克·洛格瓦尔是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与历史学教授。

Report a corr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