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正在失去对俄罗斯未来的掌控

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是为了保住权力及其一手建立的体制。如今，一位俄罗斯政府前高级官员写道，他为保住权力的每一步都在加速衰败——而俄罗斯人正开始设想一个没有他的未来。

从“我们的”到“他的”：普京治下的俄罗斯

第一个表现是高级官员、地方州长和商人用语的变化：他们在谈论国内当局的行动时，已不再使用第一人称复数。

就在去年春天，一切还是“我们”和“我们的”。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或许鲁莽且节节败退，但它是共同承担的。“我们”身处其中，如果它早些结束，对“我们”所有人都会更好。如今，他们把正在发生的一切描述为“他的”故事，而非“我们的”。不是我们的项目，不是我们的议程，不是我们的战争。

他的决定被形容为“奇怪”。更奇怪的是，他竟然还在做决定。这不仅仅是支持率下降的问题。人们不再围绕普京将会决定什么来讨论未来，而是将其视为某种将独立于他展开的东西——甚至可能已经是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展开。

这种用语上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反叛。威权体制可以依靠恐惧、惯性和镇压长期存续。它仍然垄断着暴力，但已失去塑造未来的垄断权。

过去，这个政权尽管谎话连篇，总还有一些可以标榜的规划：“恢复国家地位”、重塑“能源超级大国”地位。在急转向极端保守主义和战争之前，甚至还有过“现代化”。

俄罗斯人设想没有普京的未来的四个原因

讽刺的是，普京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保住权力及其一手建立的体制。而如今，自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人第一次开始设想一个没有他的未来。这源于四个因素的交汇。

1. 乌克兰战争代价日益高涨

乌克兰战争本应是一场由特定群体执行的特别军事行动，这些人可获得经济回报，而社会其余部分则照常运转。随着战争在时间和规模上不断扩大，这一模式已经崩塌。

它带来了更高的通胀和税收、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加剧的审查和无休止的禁令。这不是一场全民战争，却要由全民买单——而社会没有得到任何意义上的回报。

2. 被迫回国的精英阶层要求规则

第二，是被迫带着资本回到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对规则的需求日益增长。过去，他们的产权是“外包”给西方的。他们利用伦敦法院、离岸架构和国际仲裁来解决纠纷或寻求保护。如今，纠纷必须在国内解决，而国内并没有运转正常的制度。

随着资产再分配加速，对规则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过去三年，价值约5万亿卢布（600亿美元）的资产已从私营企业家手中被没收，或被收归国有，或被交给忠诚分子和亲信，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私有化以来最大的一次财产再分配。

这并不是说精英们突然迷上了法治或民主。但即使是忠于体制的人，也渴望能公平解决纠纷的规则和制度。

3. 地缘政治逆转与身份认同危机

第三，是普京本人一手促成的地缘政治气候变化。俄罗斯自认为正在重塑全球秩序。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催化剂：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加速了西方民主的危机、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疲劳。

俄罗斯如今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规则弱化、经济与技术实力以及野蛮武力主导的世界。在规则主导的世界里，俄罗斯可以利用不对称优势：欧洲对其天然气的依赖、它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苏联留下的核遗产。

但如今欧洲已转从别处购买天然气，俄罗斯的安理会席位随着联合国本身一同贬值，其核讹诈破坏了核不扩散机制，使俄罗斯失去了仲裁者地位。当秩序本身开始崩塌，普京式修正主义带来的好处便迅速消失。

与此同时，俄罗斯正遭受身份认同危机。几代人以来，它第一次失去了用以定义自我的外部参照。历史上，它是相对于欧洲和更广泛的西方来定义自己的。它们是用来追赶、用来落后、用来对抗的对象。那条旧轴心已经消失。

作为统一的文化、军事和政治实体的西方正陷入危机。没有“那里”来定义“这里”。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俄罗斯的任何发展都必须有内在的意义来源——而政府无法提供它。

4. 没有未来的意识形态管控

第四，是日益加强的意识形态管控，却没有任何相应的平衡回报。此前的社会契约——国家不干涉私人生活，公民不介入政治——已经崩塌。

过去，这个体制用便利、服务和消费来换取人们的忠诚。如今，它能提供的只有镇压、干涉和审查——今年的互联网限制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问题与其说是镇压本身，不如说是没有目标的镇压。意识形态按定义就预设了对未来的图景。而这一种只要求纪律，却不提供未来。人们被要求忠诚，却不被告知这种忠诚服务于什么样的未来。

这种政治现实，即使对参与构建它的大多数技术官僚来说也并不令人向往。乐观情绪已从内部燃尽。

无路可走

这四个因素共同造成了国际象棋中所谓的Zugzwang：每走一步都会使处境更糟。只要普京继续掌权，这个体制就能维持下去。但他为维持和扩张体制而走的每一步，都在加速衰败。

他的本能反应可能是加强镇压。他可能发动另一场战争。但这些举动只会让情况更糟。他无法修复权力与未来之间的联系。他只能让断裂变得更加血腥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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