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弗：里根与撒切尔减税如何推动4%增长

对里根经济学最有力的证明是模仿：来自对立政党的继任者——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延续了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策。

阿瑟·拉弗写道，这些好处不只是“涓滴而下”——而是倾泻而来

当里根于1981年就任总统时，美国的最高所得税率为70%。当他1989年离任时，该税率为28%。当撒切尔于1979年出任首相时，英国的最高所得税率为83%。当她1990年离任时，该税率为40%。这些下降堪称不可思议。

1980年代，阻碍繁荣的锁链被解除。

高税收、增长乏力与1970年代滞胀

里根和撒切尔的改革改变了各自的经济。1980年代之前，能够管理税收减免、并提供包含免税福利和报销账户的薪酬方案的大公司是常态。创业精神凤毛麟角。经济下滑——有些规模巨大——十分常见，同时伴随持续的增长乏力。

1930年代，当这两个国家陷入大萧条时，最高税率普遍在60%至70%区间。1950年代，私营部门增长缓慢，同时最高税率超过90%。而1970年代，最高税率达到70%及以上，带来了滞胀。

政界难道如此短视，竟已忘记1970年代初主要国家带领世界脱离布雷顿森林金本位时的通胀与绝望吗？截至1982年的十年间，包括1978-79年“不满之冬”——那场让工党政府下台、使撒切尔的保守党上台的事件——英国零售价格年均上涨了令人难以接受的14%，而实际经济增长仅以每年1.6%的速度缓慢爬行。

“工党不工作”，撒切尔竞选活动中萨奇广告公司这句标志性口号如此宣称，当时失业率为5.3%。类似局面——高失业率下的经济滞胀——也笼罩着美国。

减税、更稳健的货币与私有化如何重塑商业

1980年代，随着里根和撒切尔打破历史先例、大幅削减最高税率，在高税制下曾经合理的旧企业商业模式变得过时。创业精神蓬勃发展。

表现最佳的员工要求以现金而非实物薪酬为主，他们积累创业资本，离开老牌公司去创办自己的企业。老牌公司则重组组织架构，以适应新的低税率、低监管和更稳健货币的结构。

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吸引了大量新业务，因为挺过1970年代的公司为适应新环境而重组，而初创企业则如饥似渴地吸收资本，像兔子一样成倍增加。

从不足2%的停滞到4%的增长

与不足2%的经济增长和高得惊人的通胀作斗争的日子突然消失了。当里根和撒切尔削减税率——撒切尔还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增长爆发，通胀化为乌有。

1982年至1988年间，英国GDP年均增长4%，通胀率减半至4%。美国表现同样出色。所谓最高税率削减只会带来“涓滴效应”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4%的增长——如今闻所未闻，而且是长期持续——是一股奔腾的浪潮。

就业、收入与更广泛的股权持有

普通美国人从中获益：1980年至2000年间，创造了约4000万个新就业岗位——增幅超过40%。股市的大规模参与带来了家庭财富的惊人增长。1982年至2000年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约15倍。

在里根和克林顿的繁荣期，家庭收入中位数分别跃升12%和15%，仅在1990年代初出现回落，当时乔治·H·W·布什总统提高了最高税率。与此同时，在英国，撒切尔任首相期间家庭每周收入中位数增长了26%，而持有股票的成年人数量从300万升至1100万。

1980年代中期繁荣前的早期失误

里根和撒切尔确实犯了不少错误，尤其是在早期。两人起初都对改革税制犹豫不决；撒切尔对立即减税感到不安。她将其称为“拉弗主义”——也就是我1974年画在鸡尾酒餐巾纸上的“拉弗曲线”背后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减税可以通过刺激足够多的资金撤出避税工具并实现增长，从而增加政府收入，为自己买单。

撒切尔在第一个任期内削减了极少数人缴纳的税率——最高税率降至60%——同时提高了人人都要缴纳的税——增值税——结果是净增税。在她执政的最初两年半里，增长完全不存在。

与此同时，里根选择在1981年至1983年间分三个阶段逐步实施他的首次减税。在他犹豫不决时，经济遭受了打击：1981-82年的衰退被公认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直到1980年代中期，两位领导人都克服了所有不愿大幅减税的顾虑，两国经济才繁荣起来，并把前一时期的滞胀远远甩在身后。

克林顿与布莱尔为何延续这场革命

尽管两位领导人起初两年在经济政策上都有失误，但里根和撒切尔革命改变了这两国经济，直至千年之交。他们来自反对党、长期在任的继任者克林顿和托尼爵士，没有允许回到最高税率极高的旧世界；1990年代的最高税率为40%。

两国的强劲增长势头在1990年代得以延续：1993年至2000年间，美国年均增长3.9%，英国同期为3.3%。这些数字与当今大型经济体不得不满足于其中的微薄数字相去甚远。

阿瑟·拉弗曾任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首席经济学家。他于1981年至1989年在罗纳德·里根的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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