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的遗产：凯文·沃什在美联储必须吸取的教训

文 / 彼得·孔蒂-布朗

1990年代是什么？一面是《老友记》《辛普森一家》和《宋飞正传》式的冷嘲、席卷西雅图的格兰吉摇滚的焦虑，以及丑闻缠身的白宫。另一面是飙升的股市、互联网热潮，以及自1920年代以来首次持续的联邦预算盈余。这些矛盾的化身不是科特·柯本、杰瑞·宋飞或比尔·克林顿，而是已享年100岁去世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繁荣的遗产，与未受约束的市场

格林斯潘留下的遗产极为复杂，历史学家将花费数十年加以剖析。他助推了繁荣：低通胀、高增长以及后冷战世界中的美国经济实力。他也未能充分约束金融市场——这些市场学会了押注美联储会出手救助，从而得以私享收益、共担损失。

这一遗产已广为人知。另一重遗产同样重要，它既是对后来执掌央行者的邀约，也是警示。与其说是预测者、央行行长或强硬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不如说格林斯潘是一位政治家。他精通引导美联储穿越政治丛林的艺术，却也曾将其拖入本不该涉足的漩涡。

教训一：敢于违抗总统的勇气

1987年获任命后，格林斯潘继承了前任保罗·沃尔克的优势。他很快树敌：副总统乔治·H·W·布什——罗纳德·里根的既定接班人。随着1988年大选造势升温，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出于对经济过热和通胀回潮的担忧而加息。布什对此颇为不悦。

布什在1988年轻松获胜，并很快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总统支持率。但随着经济放缓，这位看似不可战胜的总统显露出颓势。1991年，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接近尾声、声望达到顶峰之时，布什要求“利率现在就应该更低”。格林斯潘并未屈服。美联储确实降息了，但步伐缓慢，一直延续到1992年大选年。布什后来将败选归咎于美联储。他很可能是对的。

到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时，格林斯潘已手握政治主动权。1995年，当白宫幕僚长公开批评美联储利率过高时，克林顿的首席经济顾问罗伯特·鲁宾对其予以斥责，并定下新规：政府内任何人不得再公开批评美联储。这一课在鲁宾与克林顿政府时期最密切的经济合作者之一——艾伦·格林斯潘本人的每周会面交谈中得到进一步巩固。

对格林斯潘继任者的教训是明确的。美联储主席能够承担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捍卫独立货币政策的特权。这并非因为美联储永远正确，而是因为总统及其党内同僚总是偏好更宽松的货币——这种政策只在对他们唯一重要的时间尺度上奏效。如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有任何意义，那就是抵制这种短视。问题在于，主席是否有格林斯潘那样的勇气去捍卫它。

教训二：美联储主席应谨守本分

格林斯潘所行使的权力也有阴暗面。他一次又一次地介入与货币政策几无关联的争论。2001年，他加入乔治·W·布什政府，推动大规模减税。这些减税将使国债增加数万亿美元，并实质上终结了两党对任何形式财政约束的承诺。格林斯潘后来认定自己的热情是个错误，但为时已晚，无法挽回。如果说小布什孕育了美国财政命运的转向，格林斯潘就是助产士。

他并未就此止步。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内，他支持将社会保障私有化的努力。改革是他在加入美联储之前投入大量时间的议题，他曾领导创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委员会。而格林斯潘的政策直觉是正确的。该体系的偿付能力轨迹，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一位在任的美联储主席而言，这一切本都不该成为其置喙之事。通过将个人声望借给党派议程，格林斯潘损害了自身，也损害了美联储。对此类问题，美联储主席唯一恰当的回答很简单：对于属于国会和白宫职责范围的事务，我不发表任何意见。

格林斯潘的履历对凯文·沃什意味着什么

如今，美联储由凯文·沃什掌舵。在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与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交锋中，他坚称自己希望“让政治远离货币政策，让货币政策远离政治”。这一想法值得钦佩，却是一厢情愿。

中央银行并不、不能也不应与赋予其使命与问责的政治体系完全隔绝。问题不在于美联储能否让政策摆脱政治，而在于美联储应该奉行何种政治。

格林斯潘无论在成功还是过度之举中，都提供了路线图。面对将货币政策置于短期党派策略之手的压力，美联储主席必须是体制的捍卫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针对美联储的攻势以其猛烈程度而独树一帜。但他对更宽松货币的渴望，却是与美联储本身一样古老的总统冲动。我们无需等到下一次总统发怒，才知道美联储主席该怎么做。他必须捍卫美联储。

但与格林斯潘一样，沃什先生也是一位铁杆党派人士。格林斯潘遗产的第二个教训是，现任主席现在必须尽力摒弃那些本能。不为本党或其政客歌功颂德；不对这样或那样的党派纲领评头论足。他的跑道很窄。从今往后，他的政治任务很简单：保护美联储免受外部干预。他的成败将定义其遗产。其余皆为脚注。■

彼得·孔蒂-布朗是沃顿商学院1965届金融监管副教授，著有《美联储的权力与独立》及即将出版的《美联储：美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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