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布鲁克斯：9·11永久战争如何为1月6日国会骚乱铺路

几乎每一位四十岁以上的美国人都能记得自己在得知9·11袭击消息时身在何处。当时我正开车通勤，收听着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到了单位，同事们茫然难以置信。有人落泪，有人围在显示器前。每一块屏幕都在重复播放同一画面：客机撞击双塔、小小的人影纵身跃入虚空、楼体坍塌、浓烟与残骸冲天而起。

当时所知甚少。对大多数人而言，基地组织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数日之后，官方才确认袭击系奥萨马·本·拉登的网络所为。然而在最初的震惊之中，有一个结论似乎显而易见：世界已经转向，走向更糟的境地。

二十五年过去，损害更容易衡量。那场袭击标志着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由盛转衰的开端，使国家陷入持久的恐惧与紧急状态——并助长了对其民主的掏空。

就9·11袭击本身而言，更广义上的基地组织也从未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轻而易举地承受了金融冲击。以冷酷的精算逻辑来衡量，在一个每年常规发生1.5万至2万起凶杀案的庞大人口中，9月11日失去的3000条生命——尽管令人痛彻心扉——本不会让国家瘫痪。真正让美国瘫痪的，是我们可预见的过度反应。

演变为永久状态的回应

9·11发生不到一个月，乔治·W·布什总统下令入侵阿富汗，开启了一场长达20年的战争，在以耻辱收场之前夺走了6000多名美国军人和承包商的生命。袭击发生一个半月后，国会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案》，授权扩大国家监控与羁押权力，其广度在此前难以想象。半年内，布什先生签署命令，宣布《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动。十二个月后，美国又以伊拉克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虚假指控，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超过8000名美国军人和承包商在这场冲突中丧生。

2004年结束之前，美国在9·11后获得的国际同情浪潮已然消散，部分原因是尸体不断堆积：除了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全球反恐战争其他偏远战场丧生的数千名美军和盟军官兵，还有数十万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死去。布什政府主持对恐怖嫌疑人的无限期关押并使用酷刑，也使其丧失了任何道德权威的宣称：一旦看过那些赤身裸体的伊拉克被拘押者被堆成人形金字塔的照片，就难以忘怀。

然而自我伤害在布什先生离任后仍在持续。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纠正了布什政府若干最严重的滥用行为，包括酷刑，但“永久战争”却拒绝终结。奥巴马先生承认，像打地鼠一样打击恐怖分子无法提供持久的解决之道，却似乎无法抽身；他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针对疑似武装分子的无人机打击和其他暗杀行动。与布什政府的酷刑做法一样，这一在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任内延续的暗杀计划，明显缺乏实质性的法律程序。总统声称有权凭借拒绝公开的秘密证据，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杀死任何人，自封为法官、陪审团和行刑者。

超越紧急状态的紧急权力

在国内，9·11袭击的回响同样深远。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只是开端：监控与羁押权力持续扩张，战场监控工具随后被移植到联邦、州和地方警务中。围绕国家安全问题形成的司法原则逐渐渗透到日常民事与刑事诉讼中。而在消极的国会不断向总统让渡更多控制权的同时，9·11后赋予的“紧急”权力变成了永久性存在。

一个围绕恐惧组织起来的国家

同样具有腐蚀性的是，美国变成了一个围绕恐惧与相互不信任组织起来的社会。在无懈可击的安全感被震碎后，它开始转向内部攻讦。伊斯兰恐惧症和仇外情绪攀升。阴谋论叙事倍增：袭击是内部策划的，或是以色列的阴谋，或是由通过内幕交易牟利的华尔街巨头操纵的。党派分裂也随之加深。到2014年，超过四分之一的民主党人和三分之一的共和党人将对方政党视为“对国家福祉的威胁”。极右翼和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势头渐增。

当然，单凭9·11并未造成美国民主的衰退，但它孕育了加速这一衰退的法律、政治与心理条件。到2015年，当一位来自纽约的真人秀明星开启其崛起之路时，国家已为来自内部的威权攫取做好了准备。在国内分歧削弱、正当程序标准屡遭僭越且人们已习惯总统权力过度扩张的情况下，美国民主如何能抵御一位威权者入主白宫？

当一群凶悍的右翼暴徒于2021年1月6日攻占国会大厦时，现实变得再清楚不过：对美国自治最严重的威胁已不再是一小撮野蛮嗜血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而是被一位被赋予巨大权力的威权总统煽动起来的美国同胞。

1776年，美国殖民者奋起反抗他们眼中英国王室反复无常、专横暴虐的统治。临近美国250周年诞辰，人们几乎无法不去想象“疯王”乔治凝视着唐纳德·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并放声大笑。■

罗莎·布鲁克斯是乔治城大学斯科特·K·金斯伯格法律与政策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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