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恩·米查姆：为什么《独立宣言》至今仍定义美国

起初，这份文本几乎无人关注——即便引起注意，也多是轻视。它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本杰明·富兰克林修订，诞生于1776年夏天第二届大陆会议繁忙的会期之中，此后却被奉为近乎神圣的经典，其中的名句——“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成为美国人衡量自己国家的标尺。

从备受冷落的草案到国家信条

约翰·亚当斯因杰斐逊作为主要起草人而声名显赫，心生嫉妒，坚称其中“没有一个观点不是国会两年前就已老生常谈的”。杰斐逊本人也承认，目标“不是要发现前人从未想过的新原则或新论据……而是要在人类面前展示这一问题的常识”，作为“美国人心声的表达”。有些评价十分严苛。在英国，杰里米·边沁嘲讽《独立宣言》“可鄙而夸张”，塞缪尔·约翰逊则以尖锐的质问揭露殖民者的自相矛盾：“为什么我们听到最响亮的自由吠声，恰恰来自驱赶黑奴的人？”

然而，自签署之日起，《独立宣言》就一直如同美国人的北极星，尤其是在冲突时期。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逃离奴役，被排斥在“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之外，即便在战前体制的阴霾中，他依然颂扬它是美国根本的宪章。

《独立宣言》为何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相信，美国人求助于它，很大程度上正如人们常常求助于圣经一样——圣经之所以能引起共鸣，在于它让读者和听者感受到生命的起源、方向和终极归宿。既是命令又是契约，《独立宣言》构成了美国公民信仰的经文基础，提供了教义与誓言。我们重温它，是为了铭记已经取得的胜利——从独立战争开始——也是为了武装自己，去迎接尚未到来的斗争。

它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希望宣言，是散布在新大陆的殖民地决定以武力对抗全球最强大帝国时所选择的信条。革命的起源是复杂的，也并非全都值得称道。在七年战争之后，伦敦在保卫美洲殖民地方面承担了更重的角色，独立是围绕权力和税收长期争执的结果。“美国人有了一个发现，或者自以为有了一个发现，那就是我们打算压迫他们，”埃德蒙·伯克在1769年写道。“我们也有了一个发现，或者自以为有了一个发现，那就是他们打算起来反抗我们……我们不知如何前进；他们不知如何后退。”到1776年夏天——当时弗吉尼亚的英国总督邓莫尔勋爵已向每一个拿起武器反对殖民者的被奴役者许诺自由——冲突已经到来。尽管如此，尽管美国人限制了《独立宣言》中平等主张的适用范围，继承自英国传统的个人自由原则，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这个国家实验的核心。

而每当这一实验面临压力，《独立宣言》都被证明有助于指明国家的困境，并动员民众力量去应对。正如《约翰福音》以“太初有道”呼应《创世记》关于创世的叙述，将基督教关于神性耶稣的记载与人们熟悉的叙事连接起来，从道格拉斯和亚伯拉罕·林肯，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马丁·路德·金，美国人物都把杰斐逊的语言视为以过去观照现在不可或缺的工具。

林肯：对暴政的“谴责与绊脚石”

林肯很可能最初是在威廉·格里姆肖1820年出版的广为流传的《美国史》中读到《独立宣言》的措辞。在1838年于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社发表的早期重要公开演讲中，他援引了建国的神圣性；1859年，在竞选总统之前，他对《独立宣言》及其主要起草者表达了深切的崇敬。

“向杰斐逊致以一切敬意——向这样一个人致敬，他在单个民族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具体压力之下，”林肯写道，“保持冷静、远见和才能，把一个抽象真理引入一份仅具革命性质的文件之中，这一真理适用于一切人和一切时代，并将其铭刻于此，以至于今天，以及未来的所有日子，它都将是对重现的暴政与压迫的先兆的谴责与绊脚石。”

1863年在葛底斯堡，林肯巧妙地将联邦事业的根基更多地系于《独立宣言》的诗意语言，而非《宪法》的条文：“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片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作为美国立国工具的《宪法》引人争辩。林肯的修辞赌注——而他赢了——在于，美国的使命，如杰斐逊所表述的“信条”一般，不容置疑。

罗斯福与1943年的杰斐逊纪念堂

八十年后，在与极权主义的全球斗争中，富兰克林·D·罗斯福援引《独立宣言》来界定同盟国的目标。1943年4月13日，罗斯福在华盛顿潮汐湖畔为杰斐逊纪念堂揭幕时，将杰斐逊和美国革命与他自己的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他直面了一个事实：不愿为自由而战的人可能会失去自由，”罗斯福说。“我们也直面了这一事实。他生活在一个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仍需经过战斗才能争取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人人都已接受的原则的世界。我们也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他热爱和平、热爱自由——但不止一次，他被迫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我们也不得不作出这种选择。”

马丁·路德·金与“其信条的真正含义”

杰斐逊也为马丁·路德·金提供了表达理想的词汇。“我有一个梦想，”金在1963年为就业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时宣称，“有一天，这个国家将奋起，真正实现其信条的含义：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在20世纪中叶，在一场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金——如同此前的林肯和罗斯福一样——没有发现比杰斐逊古老的词句更清晰的表述、比它更精炼的美国誓言的概括。

“为未来之用”：当下的《独立宣言》

在当下这个非自由主义的政治时刻，《独立宣言》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希望——而这始终是其设计的一部分。“‘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在实现我们与大不列颠分离方面没有任何实际用途；把它写入《独立宣言》，不是为了当时，而是为了未来之用，”林肯在1857年指出。“它的起草者……深知繁荣容易滋生暴君，他们的用意是，当暴君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重现并开始其勾当，他们至少会发现还有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当初成立的道理，至今依然成立。

乔恩·米查姆现任范德比尔特大学美国总统史罗杰斯讲席教授，曾为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和亚伯拉罕·林肯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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