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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里斯蒂娜·斯奈德
1817年，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入侵佛罗里达，十年后他将印第安人迁移作为其总统任期的核心。本文追溯征服如何取代法律——从未经合法程序的处决到众议院以102票对97票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法案》——以及反对者为何警告此举有滑向暴政的风险。
- 1817年，杰克逊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进军西班牙宣称拥有主权的佛罗里达，对塞米诺尔人社区发动焦土行动，并在缺乏合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下令处死希利斯·哈佐、霍马什利·米科、亚历山大·阿布思诺特和罗伯特·安布里斯特。
- 1828年以超过55%的普选票赢得总统大选后，杰克逊推动《印第安人迁移法案》，意图将所有东部原住民驱逐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所谓“印第安领地”；该法案在众议院以102票对97票获得通过。
- 从约翰·卡尔霍恩、戴维·克罗基特到在1832年请愿书中的马斯科吉酋长，反对者们均指出迁移违反了受宪法约束的条约；国会未就佛罗里达事件谴责杰克逊，但参议院于1834年就其未经批准从美国第二银行提取联邦存款一事对其予以谴责。
1817年佛罗里达：未经授权的战争
1817年，安德鲁·杰克逊将军进军佛罗里达——该地名义上为西班牙所有，实际主要由塞米诺尔人社区占据。他的部队展开焦土行动——夷平定居点、焚烧玉米地、劫掠仓库——企图以恐惧和饥荒迫使塞米诺尔人投降。
士兵对战斗人员和平民一概杀戮。他们扣押了原住民酋长希利斯·哈佐和霍马什利·米科，以及曾援助这些原住民城镇的两名英国人亚历山大·阿布思诺特和罗伯特·安布里斯特。杰克逊在缺乏合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下令将他们全部处死。
这些对佛罗里达的入侵均未经国会授权，尽管战争及与原住民族事务本属联邦职权。立法者为此展开了调查。
分裂的帝国式共和国
辩护者辩称杰克逊只是在延续前任的做法：詹姆斯·门罗曾警告欧洲君主不要干涉美国的后院，而热衷领土扩张的托马斯·杰斐逊则促成了路易斯安那购地，以便“自由帝国”最终统治整个大陆。
杰克逊的支持者颂扬他以强硬手段夺取领土、对外来族群强加统治的做法。然而批评者警告，这种专制帝国主义将埋下国家崩溃的种子。
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提醒同僚，开国元勋们将他们的共和国视为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民主实验。他指出，在罗马，奥古斯都·凯撒从元老院手中夺取权力，虽然这位皇帝“并未改变罗马共和国的形式”，却“对公民的法律、自由和福祉行使了最专制的权力”。
当今时代在许多方面回响着杰克逊时代。当时如此，如今亦然，一些人鼓吹赤裸裸的实力主张，另一些人则担忧法治。对手们称杰克逊为“安德鲁王”，警告行政部门权力集中。他们对历史的理解表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将导致暴政或社会崩塌。
1828年大选与《印第安人迁移法案》
尽管受到——或者恰恰由于——这些谴责，杰克逊在选民中（当时仅限白人男性）的声望不降反升。凭借军功声望，他在1828年以超过55%的普选票夺得总统之位。
其施政纲领的核心是被后世称为《印第安人迁移法案》的法案，旨在将所有东部原住民驱逐至密西西比河以西一片界定模糊、被称为“印第安领地”的区域。杰克逊及其盟友意在为其选民提供更多土地，尤其急于夺取南方腹地肥沃的棉花种植地。
尽管民众普遍支持国家扩张，但在帝国事业的规模与手段上却存在分歧。在众议院，《印第安人迁移法案》仅以102票赞成、97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勉强通过。反对声在东北部最为强烈。
在纽约出版的周报《基督教倡导者》警告称：“以对他人的不义行为立国、以强权对弱者施以残酷统治的国家，除了期待报应性的天谴作为对一切此类不义行为的惩罚外，无可期待其他。”
条约、主权与“臣民”
来自南方的几位众议员，其中包括戴维·克罗基特，同样反对该法案。克罗基特解释说，他“一直将这个国家的原住民部落视为一个主权民族……自政府成立之初即被承认为主权实体；美国受条约约束有义务保护他们；这样做是其职责所在”。
从法律角度看，克罗基特切中要害：美国已在条约中承认原住民族的主权权利，这些条约确认并保护了原住民对其土地的支配权。强迫原住民族放弃土地将违反这些依宪法具有约束力的条约。
一旦条约可以被置之不理，联邦法规和司法裁决同样可能被无视。安德鲁·杰克逊深知这一点——他本人曾与原住民族谈判并缔结多项条约。但他将条约视为建国时代的遗物，当时美国尚弱，无力征服原住民族。
1812年战争结束后，美国崛起为一个大陆强国。杰克逊主张应将原住民视为“臣民”而非主权者。
杰克逊的帝国式作风分裂了国家，削弱了其国际地位。通过无视原住民条约，它固化了一种观念：只要实力足够，法律便可弃之不顾。凭借新的地位与权力，国家选择了以胁迫取代法律、以行政强力取代宪法规定的制衡机制、以征服取代条约义务。
作为切身灾难的迁移
对原住民族而言，这与其说是抽象的政治学说，不如说是切身的灾难。尽管《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并未授权使用武力，但来自四面八方的暴力仍迫使原住民离开家园。
联邦军队和州民兵将人们从家中拖出，关进集中营。普通美国人效仿杰克逊的手段，窃取财物、焚烧房屋、烧毁田地，并以暴力和饥荒威胁驱赶人们离去。
1832年马斯科吉人的请愿书
马斯科吉民族的酋长们在1832年反对迁移的请愿书中援引历史。他们提醒国会，所有定居者都是移民。欧洲人初到北美时“人数稀少、力量薄弱”，而原住民却给予这些新来者“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充饥的食物”。
如今美国已变得强大，马斯科吉人问道：“我们为你们做出了哪些服务……却要因此承受被剥夺的惩罚？”原住民领袖呼吁美国公民铭记自身的过去、思考未来，并谨记政治权力的脆弱无常。
为何杰克逊先例仍具警示意义
这些告诫至今仍具力量。杰克逊式的帝国主义并非令人遗憾的偏差，而是美国民主的一次早期压力测试。或许是慑于其人气，国会选择未就佛罗里达事件谴责杰克逊。
有恃无恐的他不断突破总统权限，最终在1834年因未经批准将联邦存款从美国第二银行提出而遭到参议院谴责。回顾美国最初的帝国实验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当权力扩张快于法律时，美国牺牲了宪法约束，将部分人视为可被牺牲的“臣民”，并冒着堕入奥古斯都·凯撒时代罗马的风险。
克里斯蒂娜·斯奈德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麦凯布-格里尔美国内战时代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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