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是全球侵害女性行为的极端体现

塔利班代表着全球范围内限制女性生活的连续谱系的最远端，萨拉·利特尔写道。

这是因为，到20世纪末，一种族对另一一种族的法律上的从属地位，已经越过了一条世界大体认同绝不应再逾越的道德界线。然而，世界许多地方的妇女和女童却依然处在这条界线的错误一侧。

全球的中间地带已相当具有限制性

在近三分之一的国家，法律限制女性的行动自由；在一些国家，妻子工作、旅行或离家需要丈夫的许可。在近20个国家，妻子可能因违抗伴侣而受到惩罚。尽管近期有所改革，一些国家的男性监护法仍在剥夺女性的完全法律自主权。

约1.18亿育龄女性生活在无例外禁止堕胎的国家。女性割礼在94个国家仍然存在——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没有法律予以禁止。

阿富汗标志着极端

当人们想到当今对女性的压迫时，首先想到的通常是阿富汗。女童在11至12岁之后被禁止接受教育。女性被禁止从事大多数工作和参与公共生活。丈夫可以殴打妻子，只要不造成骨折。一项新法律允许女童在青春期之前就被嫁掉，并将其沉默视为同意。

阿富汗的妇女和女童几乎已经失去了未来，而塔利班官员却正被受邀参加外交会谈在欧洲各国首都举行。起初的广泛谴责已逐渐固化为容忍，只剩下偶尔的头条新闻和餐桌上的片刻叹息。

然而，随着塔利班的第二次统治进入第六个年头——这个令人不快的纪念日落在8月15日——它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如果阿富汗代表着这个谱系的一端，一个对妇女和女童的压迫已达到反乌托邦、《使女的故事》般程度的地方，那么广阔的中间地带又如何呢？那些生活在塑造其日常生活的限制之下、却因过于寻常而被世界接受的数亿妇女和女童又如何呢？

法律、文化与连续谱系

在过去十年里，我的工作一直聚焦于法律与文化交汇、并以塑造且常常限制女性生活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地方。我亲眼看到文化如何塑造法律，法律如何强化文化，以及两者如何共同设定女性自由的边界。

我开始相信两件事。第一：跨越国家、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妇女和女童想要的许多基本东西是相同的：安全、尊严、自由、教育以及塑造自己生活的机会。第二：对妇女和女童的压迫存在于一个连续谱系上，而世界大多数地方都处于这个谱系的中间某处。

这一连续谱系，从塔利班将女性从公共生活中彻底抹去，一直延伸到那些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签署妇女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的属人身份法。

从伊朗到也门、巴基斯坦、洪都拉斯和南苏丹

今年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个因女性在公共场合露出头发就逮捕、殴打和监禁她们的政权——被任命为负责加强《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联合国委员会的副主席。伊朗在2022年全国性抗议后被逐出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较少被记住的是，就在一年前它才当选进入该委员会，这不禁让人发问：究竟改变的是什么——是该政权对待女性的方式，还是世界予以关注的意愿？

但是，那些生活很少或从未登上全球头条的女性又如何呢？生活在也门男性监护法下的女性呢；巴基斯坦每年以所谓荣誉为名被杀害的女性呢；洪都拉斯的女性呢，在那里每20小时就有一名女性被谋杀，90%的杀害女性案件逍遥法外；还有南苏丹的女童呢，她们死于分娩的可能性比完成中学学业的可能性更大，三分之一的人在15岁之前就怀孕？

谁来决定女性生命的界限？

在最近一次开罗的晚餐上，一位两年前从加沙逃到埃及的朋友描述了她离开前的生活。她告诉我，作为一名女性，她的行动自由常常由家中的男性决定。“我能在埃及独自生活……”她说，“我最喜欢的事，就是能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就能去散步。”我朋友的梦想并无特别之处。这是许多地方数百万女性共同的梦想——而你可能永远不会听到她们的故事。

问题不在于各地的女性是否向往相同的生活，甚至是否追求同一套自由或理想。而在于，谁来决定这些生活的界限。谁来决定，对于一个生于她无法选择的制度中的女孩，自由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当她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力量去挑战它时，会发生什么？

塔利班统治五年之际，世界应以远为更大的紧迫感和决心，将该组织对女性的战争视为其本来的全球道德紧急状况。问题在于，世界是否同样愿意直面那数亿妇女和女童的命运——她们的生活永远不会成为头条新闻，塑造其生活的不是塔利班的法令，而是世界已默认接受的法律、习俗和制度。

萨拉·利特尔是独立新闻机构More to Her Story的创始人兼编辑，该机构报道妇女和女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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