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人口减少的代价降到最低

直到最近几年，人口减少带来的经济影响才开始受到认真讨论。

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是先行者，但此后许多国家也加入这一行列：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有63个人口萎缩的国家，占2024年全球总人口的28%，其中包括中国、德国、俄罗斯和韩国。

我们应该恐惧人口减少吗？

核心问题在于，人口减少是否值得我们担忧。马丁·沃尔夫在 《金融时报》 上撰文称，没有“充分的理由”恐惧人口减少。他写道：“生育率低于1所预示的那种崩溃确实会带来问题。但只要总和生育率[平均每名妇女生育子女数]保持在1.5或以上，再加上一点明智的远见，就完全可以应对。”类似的论调很常见。

要验证这种相对乐观的看法是否成立，必须回答两个根本问题。第一，期待生产率增长加速、甚至保持不变，是否合理？第二，总和生育率的“舒适水平”在各国之间和不同时期是否稳定？

生产率能抵消劳动力减少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是，劳动力萎缩对产出的不利影响，可以被人口结构变化所催生出的技术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所抵消——至少生产率增速，也就是决定人均收入增速的因素，能够保持不变。这是一种正统的经济学论点。上世纪80年代，当日本开始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作为一名年轻的经济学家，也曾持有这种看法。

基于对日本经济与社会长期演变的观察，我越来越怀疑的是，在人口迅速减少的情况下，生产率加速增长是否可行，甚至维持现状是否可行。

我产生怀疑的原因之一是“白发民主”的影响。年长选民自然更倾向于让政府支出投向有利于自身的领域——例如社会福利项目，而不是基础研究或高等教育，因为后者对增长的积极作用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

第二，老龄化往往会减缓社会采用新技术的步伐。面对层出不穷的数字设备和新的行事方式，老年人比年轻人面临更大的技术和心理挑战。因年龄而异的技术采用速度，可能导致各国生产率增速出现巨大差异。

第三，各地区人口下降速度不一，正在拖累生产率。即使在人口流失地区，也必须维持最低水平的基础设施支出。留下的人越少，人均成本就越高，从而侵蚀生产率。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和资本从萎缩地区向扩张地区转移的速度，而人们对出生地和长期居住地的深厚眷恋制约了这种流动。

1.5的总和生育率是稳定的舒适水平吗？

至于总和生育率的舒适水平——例如1.5——是否大体稳定？在这里，值得回顾低生育率国家实际生育率的演变。1990年，日本的生育率为1.54，韩国为1.57。如今，两国分别为1.15和0.75。就在30年前，两国还都高于这一舒适水平。

如果考虑到那些逐渐压低生育率的机制，所谓舒适水平的概念本身就会变得虚幻。

生育率下降虽是全球现象，但在东亚尤为明显。这表明，除了全球共性因素，还需要探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因素。其中之一是“婚姻惩罚”或“母亲惩罚”，即女性因职业中断而导致的终身收入减少。人口学研究表明，生育率与丈夫参与家务和育儿的程度呈正相关：在北欧国家，两者都相对较高，而在日本和韩国则相对较低。

经济史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将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增长速度联系起来。她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男性更多从维持传统中受益；女性更多从摆脱传统”并寻求更大自主性中受益。当经济快速增长时，这种错位会扩大，进而压低生育率。

社会中是否内嵌着一种将生育率不断下压的结构性机制？如果是，由此形成的反馈循环虽然缓慢，却可能成为问题。社会规范压低生育率，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把新生儿数量的新常态视为理所当然——又会进一步压低生育率。

就业、婚姻与缺失的婴儿潮

社会规范或许最集中地体现在就业制度上。长期以来，许多日本大企业实行所谓的终身或长期雇佣制。上世纪90年代末，在信贷泡沫破裂后面临生死存亡威胁时，它们更加依赖兼职、临时或定期合同工，而这些人的工资和福利通常低于正式员工。

后果很严重：结婚的人大大减少。2020年，50岁的日本男性中有28%从未结过婚，而1980年这一比例仅为3%。与西方国家不同，在日本，非婚生育极为罕见。

因此，出生率下降主要是由未婚人数增加推动的，而不是已婚夫妇少生孩子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当“第二次婴儿潮一代”——即1946年至1949年出生那一代人的子女——进入适婚年龄时，日本并未迎来第三次婴儿潮。

明智的远见必须直面什么

生育率的舒适水平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无论如何，“明智的远见”都至关重要。它必须建立在综合分析人口、社会与经济之间复杂关联的基础之上。

“明智的远见”最难的部分在于如何赢得老年人的支持。想想看，孩子越少，意味着孙辈自然也越少。在1935年出生的日本女性中，约13%没有孙辈，而2000年出生的女性中，这一预计比例将达到45%。

老年人自然希望在社会福利项目中得到优待，但他们也关心后代承担的财政负担。换句话说，人既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然而，随着与后代联系的减弱，老年选民越来越不愿支持长期解决方案，反而更能容忍给后代带来负担的财政赤字。

随着低生育率持续，社会中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平衡可能会发生变化。要驾驭这一变化，需要常识与远见兼备。■

白川方明于2008年至2013年担任日本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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