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左派如何从身份政治转向阶级政治

《邮报》最爱的陪衬：富裕的年轻社会主义者

马姆达尼年轻的政府已经取悦了一批观众：这座城市小报《纽约邮报》的保守派读者，该报正通过大肆渲染马姆达尼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中的几位盟友的富裕生活习惯，来印证他们对进步派的看法。

“反富豪的DSA领导人古斯塔沃·戈迪略住在价值150万美元的纽约豪宅里，由百万富翁父母出资”，《邮报》上月大肆报道称。该报指出，DSA一向“抨击私有产权”，却对这栋由“他爸爸妈妈通过空壳公司”购置的联排别墅的“葱郁园林”大加渲染。《邮报》随后披露，戈迪略是DSA纽约市分部的共同主席，曾在耶鲁大学研读艺术与文学；他因缺勤失去了电工工会培训项目的名额；他的母亲开一辆银色保时捷。

其他进步派目标还包括特蕾西·罗森塔尔，她主张取消房租，其父亲是一位知名音乐制作人。（“反房租激进分子、马姆达尼密友在布鲁克林‘蹭住’，竟是格莱美星二代”。）《邮报》将格蕾丝·瑞安称为来自俄亥俄州的“25岁巧克力女继承人”，是DSA中“最不知羞耻的人物之一”，此前她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穿着400美元的拉夫·劳伦星条旗毛衣，在船上抽雪茄”的照片。让《邮报》显然得意的是，曾在初选中帮助一位获胜的左翼众议员候选人的瑞安女士在X上回应称：“拜托，你们难道没听说过贵族义务吗？”

一个古老的社会主义悖论，再度上演

这是大家熟悉的把戏。自从卡尔·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理论和纺织业财富两方面都依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来，激进派就一直靠 plutocrats（富豪）供养，而保守派则一直嘲笑他们这样做。社会主义自诞生之初，对时髦的资产阶级成员也有一种反叛的吸引力。更严格的社会主义者一直把这种吸引力视为这一信仰的致命缺陷。

“社会主义最糟糕的广告就是它的信徒”，乔治·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抱怨道。典型的社会主义者要么是“年轻的势利布尔什维克”，要么是“戴着白领的、一本正经的小人物”，有着“素食倾向”，最重要的是，“有着他根本不打算放弃的社会地位”。

不过，瑞安女士关于贵族义务的说法倒也有几分道理。她或许永远无法像普通公民那样生活，但这为何就使她没有资格去帮助他们呢？这难道不比反过来要好吗——一个穿着400美元毛衣的巧克力女继承人，对较贫穷美国人的苦难视而不见，甚至积极剥削他们？

从觉醒1.0到觉醒2.0：从身份到阶级

在这些哗众取宠的表演之下，潜藏着一些可能重大的变化：如今被称为觉醒1.0和觉醒2.0的进步派行动主义两个阶段之间，正在形成对比。任何此类划分都只能是模糊和试探性的，因为很少有民主党人愿意直接否定自己曾经采取过的激进立场。

一些人对过去的过火行为轻描淡写，比如众议员亚历山德拉·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引用另一位民主党人的话说“觉醒1.0太疯狂了！”，然后哈哈大笑，仿佛所有美国人都心领神会。一些人试图重新解释那些口号，声称“削减警察经费”并不是指削减警察经费。另一些人则拒绝让步；他们究竟是先锋还是死硬到底的人，还有待观察。

身份如何成为命运

任选你认同的动因，从走出大学校园、登上社交平台的教条主义；特朗普先生的崛起；#MeToo运动；到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在警察膝下丧生。这些力量合在一起，把左派推向了对种族主义和性别偏见的执念。身份成了命运。最贫穷的白人拥有最富有的黑人被剥夺的特权。

理论上，社会正义运动聚焦于警务；实际上，它痴迷于美国多种族精英的其他关切，比如顶尖学校的优惠录取。对于一本正经的白领小人物来说，点名批评基于种族的优势成了证明自己开明的方式；鄙视投票给特朗普先生的可悲之人也是如此。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看出，这是分裂工人阶级的经典企图，但民主党领导人却接受了这种分裂性政治。

为何“可负担性”赢得了争论

随后，新的后果和新的缘起出现了。卡玛拉·哈里斯在2024年落败，特朗普先生在非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中的支持率不断上升。特朗普先生打压多元、公平与包容项目，最高法院推翻了考虑种族的招生政策。民主党活动人士转而为加沙而非美国国内的不公义愤填膺。

也许最重要的是，马姆达尼先生凭借让生活更可负担的包容性信息获胜——在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竞选州长的温和派民主党候选人也是如此。

尽管进步派与温和派之间存在竞争，但他们的纲领都围绕不稳定无产者、乃至无产阶级趋同。从佐治亚州到阿拉斯加州，民主党人如今都是经济民粹主义者，呼吁提高工资、降低物价、让医疗更可负担。受害者与恶棍不再以肤色评判，而是以银行账户的余额评判。亿万富翁是坏人，而在民主党光谱通用的宽泛定义下，任何为支付账单而工作的人都是工人阶级。

这最终或许无法让民主党复兴，更遑论拯救处境艰难的美国人。但如果真的做到了，该党至少要感谢一些年轻的势利布尔什维克，是他们帮助提醒该党想起自己曾经主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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