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面临历史性抉择，伊万·杜克撰文

经历四年制度衰退、财政鲁莽与安全形势恶化后，国家必须改弦更张——伊万·杜克如是说

在6月21日举行的哥伦比亚总统决选中，宪法禁止连任的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的左翼盟友伊万·塞佩达将对阵右翼挑战者阿韦拉尔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但选民走进投票站，并不仅仅是在左翼与右翼之间做出选择。真正攸关的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国家愿景之间的较量：民主还是行政越权，法治还是有罪不罚，技术官僚治理还是即兴执政。将此次选举简化为传统的意识形态分野，将错失其更深层的意义。

国家的两种愿景

现政府四年来一直在试探1991年宪法的边界。尽管这部宪法并不完美，但它赋予了哥伦比亚独立的司法体系、运转有效的制衡机制，以及在数十年恐怖主义中得以存续的政治多元化框架。佩特罗政府试图恐吓法院、安插监管机构人选，并在国会拒绝配合时以颁布法令的方式进行统治，这些并非单纯的政治分歧表达。它们反映出一种专制倾向，即把制度约束视为障碍，而非共和国本身的基石。塞佩达与佩特罗如出一辙。相比之下，反对派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捍卫的是自由民主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权力受到切实制约，法官保持独立，规则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一视同仁。

有罪不罚与法治之争

但制度之争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此次选举也让哥伦比亚人在有罪不罚与法治之间做出根本抉择。2014年至2018年，在我的前任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执政期间，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谈判达成的过渡司法框架给予了该游击组织领导层非同寻常的优待。其指挥官因危害人类罪获得了所谓的“替代性”制裁，这类安排不涉及监禁，且保留了他们竞选公职的资格。即使在哥伦比亚民众于2016年投票否决了最初的和平协议之后，这些保障仍被纳入宪法秩序。结果，这一进程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矛盾之上：人民说了不，但政治操盘手却找到了一条程序性路径，将“不”变成了“是”。

哥伦比亚不需要另一场如塞佩达所承诺的那样延续佩特罗“全面和平”政策、将武装分子的安逸置于受害者权利之上的谈判。它需要的是一个惩罚犯罪而非奖赏犯罪的国家。

口号治国

除了制度与法治，还有第三个对国家未来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执政能力。即将离任的政府将给哥伦比亚留下严重的困境。其财政赤字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位居世界前列，公共债务已达到创纪录水平。医疗体系濒临崩溃。能源部门在经历多年监管瘫痪和对私人投资的敌视之后，面临严重的供应短缺。安全环境急剧恶化，武装团体不断扩张，其背后是哥伦比亚有记录以来最大面积的非法古柯种植，对哥伦比亚及其邻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切并非运气不佳，而是以口号而非规划治国的结果；是包装成变革的民粹主义。

2018至2022年的政绩

哥伦比亚近年历史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领导的2018至2022年政府在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之际，实现了哥伦比亚现代史上最高的年增长率。我们还实现了“多维”贫困——该指标不仅考量收入，涵盖更多维度——自十年前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此外，尽管曾对2016年和平协议的核心内容提出质疑，该政府仍将制度责任置于首位。它尊重宪法秩序，遵守法律，并执行了和平协议，尽管当时面临预算制约、制度缺口以及在受犯罪活动影响最严重地区国家力量薄弱等问题。

尽管条件艰难，和平进程仍在多个重要方面取得进展：例如，为受冲突影响地区实施了16项区域发展计划，发放了超过10万份土地所有权证书。与此同时，政府批准了宪法修正案，防止贩毒或绑架等罪行获得赦免资格。教训是明确的：和平与法治并不冲突。哥伦比亚不必在安全与和解之间二选一。

建立在国家退却之上的和平根本不是和平

哥伦比亚承受不起一种将国际掌声置于公民安全之上的和平建设模式。不应为了换取诺贝尔奖或国外的好评标题而牺牲制度能力去安抚武装团体。这种做法已经让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2015年，以从未得到严格论证的健康和环境理由为依据暂停对非法作物的空中铲除，恰逢古柯种植和可卡因生产出现爆炸性且持续的激增。建立在国家从自身领土上退却基础之上的和平根本不是和平，而是战争的推迟，其代价将由未来政府和后代承担。

历史性抉择

哥伦比亚如今面临历史性抉择。经历四年制度衰退、财政鲁莽和安全状况恶化后，国家迎来了改弦更张的机遇。2026年大选关乎的不仅仅是某位候选人的政治倾向，而是哥伦比亚人想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将使这一未来成为可能的制度有多坚强。

伊万·杜克·马尔克斯于2018年至2022年担任哥伦比亚总统。他是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的杰出研究员及世界领袖圈成员。

阅读另一位前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关于哥伦比亚决选的客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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