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民主斗争与匈牙利相似，但更为艰难

其中许多现象在多瑙河之外也引起强烈共鸣。土耳其同样经历了领导层日益非自由化、竞争性民主空间逐步收窄的过程。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于2003年凭借民众支持和强有力的民主论述上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变得愈发威权：控制媒体、构建效忠者的商业网络、压制公民社会，并将司法武器化以对付反对派，包括我所在的共和人民党（CHP）——议会中仅次于埃尔多安所属的正义与发展党（AK）的第二大党。在土耳其和匈牙利，到2010年代末，政治已从公开竞争转向可控竞争，选举结果并非预先决定，但在执政党的引导下愈发受到操控。

共同的剧本，惨痛的教训

两国民主反对派运动之间也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匈牙利2022年大选和土耳其2023年大选中，广泛的六党反对派联盟都试图击败威权的现任者。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更侧重于加强成员党精英与其他建制人物之间联系、而非培育基层支持的联盟，都难以形成真正的反对派运动。后来取得成效的是一种超越正式政党联盟的新政治路径：根植于民众动员、严明的讯息纪律和可信的领导力。

在2022年和2023年的挫折之后，两国反对派运动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开始超越传统的联盟构建。在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在我的领导下在2024年市政选举中击败了正发党。此后，我们一直在为下一次大选和总统选举做准备。在匈牙利，由彼得·马扎尔领导的反对派在上个月的大选中获胜，获得了足以修改宪法的议会多数。

关键区别：被囚的候选人

但也存在一个关键区别。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如今正在经历权力的和平移交。欧尔班确保了最近的选举是一场不公平的较量，例如通过重写选举规则以迎合自身利益，并主导针对反对派的虚假信息宣传。在土耳其，埃尔多安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却敢于走得更远，利用司法系统中忠于自己的人来压制反对派。

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曾在2019年（两次）和2024年击败埃尔多安钦点的市长候选人，并准备与埃尔多安本人竞选。正因这种选举上的成功，他与助手们一起以毫无根据且出于政治动机的腐败、间谍和协助恐怖主义指控被投入监狱。埃尔多安如今正通过捏造的诉讼攻击我党的市长，旨在瘫痪我党并制造一个他可以控制的反对派。自2024年以来，约有25名共和人民党市长被逮捕、审前羁押，并通过司法和行政手段被实际免职。

遏制，而非消灭

尽管如此，如同在匈牙利一样，对埃尔多安政权的抵抗——在街头、咖啡馆和法庭中——已在土耳其社会引发了新的民主觉醒。我党拥抱自下而上的动员，阐明经济衰退与民主倒退深深交织。我们正在跨越党派、社会群体、意识形态和族群团结选民。

正发党的目标不是消灭反对派，而是驯服它：允许其参与选举，甚至治理大城市，同时迫使其在不断收窄的约束中运作。这不仅仅是从民主向威权的转变，而是从自由竞争向遏制的转变。因此，共和人民党的任务不仅是选举性的，也是公民性的：重建民主信心，恢复公民的主体感。

为何土耳其超越欧洲而重要

土耳其的情况因身份认同而更为复杂。它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但在宪法上世俗、在社会上多元，拥有长期的议会民主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是对民主、法治、制衡与问责普遍性的关键考验。匈牙利有力地映照了后共产主义经历，而土耳其——一个人口几乎是其九倍的地区大国、移民枢纽、能源走廊、北约重要成员国（同时也是欧盟候选国）——对从欧洲到北美乃至更广阔地区的民主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库尔德问题使土耳其更具独特性。如今政府与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PKK）之间出现了新的和平进程。共和人民党支持这一进程，并非出于策略或选举考量，而是出于更广泛的民主愿景。和平与民主不可分割。这一认识对中东至关重要，在那里，多元主义、代表性、公民身份和共存问题仍是任何和平未来的核心。

更艰难的斗争，更高的赌注

土耳其的民主斗争比匈牙利更为艰难——不仅因为土耳其处于欧盟制度框架之外，还因为它更大、更复杂，且横跨地缘政治断层线。赌注更高，条件也更具挑战性。马扎尔得以在匈牙利参选并赢得选举。但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已入狱一年多。

在土耳其，民主斗争已不再局限于议会或投票箱。它正在多条战线上展开：在大规模集会中，在街头的日常生活中，在法庭上的法律论辩中，以及在社交媒体上通过年轻人的机智、创造力和数字熟练度展开。匈牙利反对派的胜利激发了关于民主倒退的全球辩论。土耳其的民主突破将彻底改变这一辩论。■

厄兹居尔·厄泽尔领导土耳其主要反对派。他是共和人民党主席及马尼萨省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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